同时，他们往往都坚持自己的观察视角是客观的，而实际上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所有这些观察者的观察，都是主观的。

不过，问题都是具体的，容我逐一详细答辩。在引入义务概念后，它们可概括地表述为法权与法义务关系，同时具体表述为权利义务关系或权力义务关系。

[25] 李景禧、刘子松：《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一版、1935年第二版版，第9页。三、几点初步总结 本文在介绍法权说要点和同批评文字对比基础上较系统回应了秦文的全部批评，下面再进一步谈几点感想，作为本文的总结。第三纵行标示的是权、法权、权利、权力、剩余权概念分别记录的五类对应法现象后面的利益内容，从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定位，就是相应法现象的第一级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可资运用的法的一般理论。[10] 指各国法律都或多或少规定了担任公职的相应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外交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外交豁免。

秦文认为客观上存在而法权说的权力概念没有纳入其范围的那些权力，实际上要么已被法权说归类于权利概念的范围，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人或大公司那样的一些事实上的权势，要么作为法外的影响力或道德影响力被法权说纳入了剩余权概念的范围，如有些国家卸任后的政界领袖（如曼德拉）、道德权威（如印度历史上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并无任何遗漏。为了严格、系统、合理地区分权利与权力，推进法学的基础性研究，我郑重推荐法学研究和学习者尝试使用权力识别实质标准，即以权的财产属性和利益属性为根本标准识别权力，从而也区分权利与权力。同理推之，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框架有许多共同负责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应通过新的治理框架调和不同乃至冲突的利益，回应多元化决策机制下投资者以及新型利益相关者（开发人员和共识机制代理者）的利益诉求。

它依靠分散的网络参与者进行决策，使用包括区块链技术在内的多种不同模型来管理这些网络决策，单纯运用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已难以实现目标。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区块链采用了各种匿名化技术，如混币技术可将多笔交易进行混淆后输出，从而很难判断交易输出的数字货币来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金融稳定委员会建议G20继续审查监管方法及其潜在差距方面的相关议题，包括是否需要更多层面的国际协调。美联储专家指出三个法律主题：（1）分布式账本组件的法律定义，即分布式账本本身、数字货币和智能合同。

三是数字货币本身就具有链上和链下的技术治理功能。另一方面，不同法域对数字货币的性质认定各不相同。

（3）匿名交易者和匿名投资。从2016年开始，各国中央银行逐步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实验。（5）钱包和平台提供商所在地，是否跨境运营，运营商之间是否存在数字货币安排的功能和活动的垂直整合等面向用户的要素。质言之，法定数字货币之此货币并非私人数字货币之彼货币，不能将二者关系简化为相互取代的问题。

金融属于典型的严监管领域，监管俘获、监管空隙、监管竞次、监管套利等一系列监管失灵现象长期存在。AMF的公众咨询主要集中于其ICO发行人面向大众披露的白皮书内容，以及通证一词作为新型商品的定义和范围。类似在传统金融规制中的协议中引入第三方看门人，将会在防范风险中事半功倍。但在最新的监管中，韩国的立场已经从完全禁止转为适度允许。

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技术方式的进步，更构成了经济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变迁：个人生活成为一种数字化生存，传统经济演变为数字经济，传统社会转化为数字社会。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指出：ICO的法律地位取决于ICO的结构和运作以及硬币（或代币）的随附权利。

其次，运用社区集体决策进行治理。早在2014年，人民银行就开始论证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还专门成立了人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基于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开发了准生产级的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

随着政府规制对象和内涵的模糊化，利用没有实体法授权的非正式行政活动实现管制目标，日益得以重视，走向崭新的治理过程、不同以往的治理规则和治理社会的新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观察私人数字货币，就认为比特币是邪恶的，如果个人使用比特币而非法定货币，中央银行将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从发行行为来看，ICO往往发生在业务或项目的早期。可以预见，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全球监管协调将是未来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重要议题，然而，跨境合作的治理水平和性质仍取决于以下因素：（1）使用和系统重要性数字货币的用途和用户所在地。数字货币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还体现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世界卫生组织也鼓励使用非接触式支付技术，以防止钞票可能携带和传播冠状病毒。韩国在2017年9月29日决定也禁止ICO。

在网络竞争空间里，声誉是参与者的名片，综合反映其行为、能力、品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在透明度较高的公开市场上，各参与主体都会综合考虑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平衡，守住诚信义务。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本就有循环论证嫌疑的交易所界定标准不再成立。

其二，采取相对严格的许可证准入制。在美国对DAO案做出裁决不到一个月后，2017年8月新加坡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MAS）即要求：只要私人数字货币符合《新加坡证券和期货条例》规定的资本市场产品，则其发行由新加坡证券管理局监管

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体党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国家政权中的一个个党员组成的。总之，中国共产党德性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

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率先提出、实际上体现着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吸引党外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等来追随。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政治力量就是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3]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1938年最初使用的概念是党规。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是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创立的。仅仅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执政党降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员进行领导和监督，从而实现长期执政。

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走法治道路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党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如果我们用党内法规来规范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这些改革就可以进行，因为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事实上，以党内法规之名的党内法规不仅仅规范党员和党组织，而且涉及其他非党主体，最典型的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涉及到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等等。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

[3] 区分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有利于构建以宪法为统领的完整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共同自由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人民自由，而非少数人或者某个阶层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就成为执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党导法规是党与人民之间领导关系的规则，要求党在制定党导法规时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愿望，党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原则，在党与人民的互动中将党的主张与人民的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表达共同意志的党导法规。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实际上包含两个原则：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原则与以德治国和（狭义的）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

人们津津乐道的限制政治权力不过是强者猴子们的期盼：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政治正义是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

13.  宋功德：《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共产党通过率先垂范实现组织和引导中国人民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带领性活动。